焚書坑儒並不是由毛澤東王朝作起，但是毛澤東王朝在這一殘忍工作中已登峯造極。專制暴君秦始皇在吞併六國之後，焚百家之書，活埋文士，所以“焚書坑儒”四字是咒罵秦始皇的殘暴，而且這四個字在民間一直在流傳。
中國人常驕傲我們有諸子百家的思想，這“百家”都生在秦朝以前，他們的思想確實有獨到專精之處；而且這些思想還不斷互相爭辯，各展所長，所謂“百家爭鳴”就是專指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是中國政治、哲學、人生觀各方面思想的黃金時代。文化高潮放出了燦爛之花，結成了果。所以談思想必追溯先秦諸子，他們的思想一直影響着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是諸子思想相互匯合相互浸染的結晶。秦以後，雖有尊儒家的王朝，但是尊儒不等於其他思想有罪。同時儒家思想已不純，也混雜了其他諸子的思想。因爲在中國曆代誰也未把思想奉爲宗教，而信奉到了迷信的程度。
先秦諸子思想爲什麼登峯造極，如萬花齊放呢？那是因爲有個自由的環境。所謂自由環境就是這些思想家可以自由的思考，不受環境拘束，不受統治者御訂的思想拘束。而且他們是王者之師，如此國不容或不尊重，他們可以另一國去。同時各國在爭權，誰都是爭取有思想有卓見的人才爲他們策劃。所以思想放了光，如萬花之錦。秦始皇統一六國，天下已定，他相信自己，同意法家的嚴刑峻法的統治術，於是排除百家，把書焚了，把文人聚到咸陽，活埋了不少。這是以後中國人唾罵不齒的事。到了漢以後，帝國是天下一統，文人沒有了自由環境，皇帝對思想也作了些合乎己利者則尊，不合乎己利者則貶，但還提不到思想統制；即有所謂思想統制，也絕沒有現代思想統制的內容和程度。現代共產黨的思想控制，則到了滅絕文化的程度。
當我標題用“焚書坑儒”四個字時，我只取其醜惡的一面。論到程度，共產黨對思想的控制，雖也焚書，但還要洗頭腦。雖也坑儒，但不只是簡單的處死，而是經過殘忍的折磨蹂躪，必把一個人的靈魂血肉都粉碎爲止。這是歷史上空前的最殘暴的時代。
共產黨得了政權，在土地改革時所有藏在鄉村中的書籍，尤其是地主家中的藏書，都被幹部焚燬了。在城市裏，市民也害怕，以爲這是改朝換代，舊書籍都有舊時代的罪孽毒素，於是焚的焚，賣到紙廠作紙漿，賣給小販包花生米，這些書中很多是古版書籍。這種情況一直搞了三四年，中國古書幾乎要滅跡了！共產黨是樂於看此情形的，而且自己下手焚燬舊時代的書籍。
共產黨所要焚燬的書籍，是在“有毒素”和“有害於革命政權”的藉口下進行的。他們得政權之後，對中國以往的出版物通通作了檢查，以便甄別何者對革命政權有害，何者具有毒素，檢查結果自然是多種書不合乎他們的胃口的。
現在舉幾個例子來作爲說明。
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幾十年來在中國出版界是有地位的，而且出版書籍雜誌很多。據估計商務印書館到了1950年止，存有書籍8800多種，經過檢查認爲在思想上、觀點上和內容有問題者佔86%，僅有14%尚可勉強通過，多數是有關技術的書籍，其餘的都作了廢紙。中華書局有13000多種書，經過檢查剩下2000多種，多數是物理、化學、數學教科書和中國醫書等等，只上海總店它就賣了337噸舊書當作廢紙。
全國圖書館也進行檢查，列有禁書名單。被查禁的書少數是封存起來，多數是付之一炬。我的一本在1935年出版的《國家論》，在北京圖書館裏於1951年還看得見，1952年就失蹤了。
共產黨焚書的事是各處都有的，例如湖南省政府在湘潭縣搜去王壬秋收集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名著，有17000多箱書在當場焚燬。又如1953年廣東省政府在汕頭彙集了30餘萬冊的書籍，也當場焚燬。這種情況在各省各縣都有。只有在北京，我看見過大批古版書當了廢紙，西洋書作了紙漿，我還未看到在天安門前焚書。
焚書一事在共產黨統治下跳動不安的中國人民心中還算小事，因爲這雖是文化災殃，但還是身外物。而“坑儒”一事才是大事，因爲這事關乎了不少人的生存問題。我用“坑儒”這名詞，我只取其義，而不是說共產黨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天安門前活埋過知識分子。但我可作證的說，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折磨迫害以至槍斃，其殘酷性甚於活埋。所以說“坑儒”兩字所包含的意義還不能包羅無遺。
本來共產黨對一切知識分子，若一殺了事，問題倒甚簡單。共產黨並未這樣作，它是利用知識分子，同時折磨慘殺知識分子。這問題就不簡單了，而且知識分子所受的折磨凌辱就是不堪設想。
共產黨自己明白，自己打來了天下；但是知識有限、人手有限，卻不能自己建設，必須利用知識分子。列寧說過：“我們能夠（而且應當），不是用幻術的人才，不是用我們所特別造就出來的人才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才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決這種任務的辦法，都是簡直不值得一提的輕舉妄動。” [7] 中國共產黨得了政權之後，一面是利用一些知識分子，給以地位；並且於1956年在周恩來口裏還喊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聯盟”，還不斷在糾正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六不”。這是從利用方面着想。
但是共產黨是防範知識分子的，因爲知識分子雖不是一個階級，但他們是有知識武器，他們是民衆的喉舌，是野心家的軍師。因之，共產黨又恨知識分子。所以它的方法即是如不能充分利用，就給以鎮壓打擊。
怎樣能使知識分子供己使用呢？這就是思想改造、思想統一。能聽從共產黨如狗聽從其主人，共產黨就利用他們；實際上他們已經利用了大批知識分子。如不聽從，而且經由思想改造還無效果，那麼就消滅其知識和其本人。這就是共產黨的“坑儒”辦法。大批的知識分子以反革命的罪名送了生命，有的送去勞動改造，擠出他們最後一滴血。
被利用的知識分子中的大部分，和被勞改的知識分子全部，他們同是痛苦的。因爲，有了知識，明辨了是非，生活在極端專政殘暴不仁的王朝，他們內心是不服的。共產黨明知其心，必百般折磨強令其心服；即不心服者口上還得說共產黨所教給的一番謊話，作共產黨喪天害理殘暴不仁的幫兇。這種痛苦是如何的深重！更何況，共產黨又不斷的運動、不斷的監視，每個人又須不斷的自我檢討和批評。他們時刻都有恐懼在心頭。知識分子活在這樣情況下，真是坐以待斃了。他們是浪費了生命、浪費了智慧，委屈了自己的良心，其痛苦情況不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所能瞭解和體會到的。
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思想自由、沒有言論自由，甚至連沉默的自由也沒有。例如，毛澤東所設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陷阱，在共產黨統治的天下，誰也明知是假的，但不能不發言；如不發言，就被視爲落後，有心事、有包袱；發了言，又必須作出積極像有其事的“真心態度”；自然也有人因情不自禁把內心的積累泄露出來一點。這又造成自己的罪名，跟蹤而來的是打擊清算。大鳴大放之後，不就有反右派運動嗎？大批知識分子又走到“坑儒”的邊緣。
共產黨時時都在說，要教育工農知識分子；但是他們的底子淺，須要一個長久時間，他們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和紅色專家是十年到二三十年後的事。目前它們還得利用知識分子，這就是在迫害、殺死一部分知識分子之後，還是利用皮鞭、手鐐、餓飯種種手段強迫知識分子爲它們工作。這些人看見了同道人、朋友、同學和同事大批被折磨而死，或是活而等於死了；他們自己又在皮鞭下討生活，共產黨始終對他們有一副仇視不信任的面孔。這些人是在恐懼壓迫下生活和工作。
科學技術人員、大學教授，爲共產黨工作、爲共產黨造就人才，自己的命運是預定的走向末落；因爲有不少這樣的人或經由明傷或是透過暗害走上了悲慘的命運。例如思想改造中不少人坐了監，肅反運動中每個高級學校的教授們和企業單位的技術人員們上了囚車；就學校講，每個學校至少有二三十人，無中生有的犯了罪。這次大鳴大放後的反右派鬥爭，大批的教授、學者、報館編輯、技術人員、文藝作家、戲劇界導演和演員被列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所受的懲罰是槍斃、坐監、勞動改造、撤職、反省等等不同。實際上既列爲右派分子，就是斷送了政治生命，也就難活下去了。不論其懲罰等級有生命分別。人們雖不是立刻致死，實際也是經由長久折磨苦難而死，這比“坑儒”還殘酷。
共產黨用皮鞭趕着一批奴隸文人，有時還不斷的讓他們體驗工、農、兵的生活。1953年以後就不斷驅作家下鄉，而且最近又下放數百萬幹部和無學可升的學生到鄉村，讓他們受農民生活的實際教育、改造思想，明言之，就是勞動改造。
作家們於體驗生活之後也是寫不出東西。共產黨本是讓他們到集體農場、工廠、軍營去體會集體生活，去體會“正直、誠懇、剛毅、無畏、自制、自我犧牲、奮不顧身的英勇同志的團結，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熱心忠誠，農民階級對合作化的興奮，革命軍人對黨對祖國的愛、和活活潑潑、熱熱騰騰、親親愛愛的集體主義生活。”作家於體驗之後，在農場裏、工廠裏、軍營中找不出上述共產黨所形容的、所要求的東西。走到那裏，那裏是冷冰冰的、死沉沉的、互相猜疑監督的。每個人獨善其身，實行自衛。本來在農民、工人和武士自己身上可以有正直、誠懇、剛毅、無畏、自制、自衛犧牲、英雄氣概等等品質，在共產黨的恐怖壓力之下，這一套善良美德表現不出來了。而所表現的實質東西：是虛僞、懦弱、膽小、自私、利己、小心眼等等。作家們以沉重的心情而往，以衰頹的心情而歸。操筆寫不出東西，勉強應付官差說出一點東西，也是按黨八股捏造的。捏造假英雄、假模範人物。故事是不真實的；人物是無血無肉無靈魂的。寫在書上，編成劇本，演在戲裏，拍上電影，給羣衆一個印象，這是黨八股，共產黨的狗皮膏藥的宣傳品。所以八、九年來，沒有出現一本可讀的小說、可看的劇本，以及一件有價值的藝術創作。
奴隸不能創造新文化，從奴隸身上也抽不出可歌可泣的東西。如果能從奴隸身上以其悲慘警惕世人作爲題材，那倒是有的，但是共產黨是不允許寫和發表的。在共產黨統治下，誰那樣愚蠢，誰敢以人頭作賭，寫共產黨統治下的奴隸生活。如果有人敢這樣著作，未及筆千言，著者的頭已經高懸大樹上了。
共產黨統治大陸九年，在道德方面是造成墮落，在文化方面是造成災殃。這種墮落和災殃，不只限於一般人民，而且，也波及共產黨本身；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種悲哀。但是共產主義和其執行者的任意妄爲，雖給社會造成這不幸情形，它卻未能從人心中拔去良知良能，多數人們在表面上屈服於共產黨的暴力，內心卻和它作鬥爭。而且以共產黨的欺騙不實，假仁假義，殘暴寡恩這種行爲，又加深了人民的自信和對它的厭惡。同時，共產黨本身，自從取得政權之後，自己登上了特權階級的寶座，從前所說的好言，全不兌現了。上層人物走向奢侈腐化，作威作福。下級幹部雖也分享其利，但已無“打天下”的同志關係，而形成上級對下級的官僚主義。昔日的朝氣消沉了，革命的目的變成十足的特權階級的享福，自覺的紀律變爲統治者的鞭子。如果某些共產黨人腦中曾有過高尚理想的願望的話，這個“願望”成了泡影。於是在官僚主義的形勢下，出現了趨炎附勢，鑽營取巧，上驕下媚；營營苟苟，不捧真理，而捧粗腿；不講是非，而講權威；不分善惡，而講利害；不講信義，而講欺詐等等現象。共產黨的一篇集體主義道德論，不只是畫餅，而且成了諷刺。有些有是非心的共產黨人感到悲哀；例如老黨員華崗因爲說“北京的風氣要不得”，而入了監牢。最近有些黨員批評了黨的作風和行政上的錯誤，而被指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如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和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等人，因爲有不滿情緒，發爲言聲，而受到了清洗。共產黨內部面對着道德危機。至於文化的貧困，在黨內和黨外同是一樣的，尤其是在黨內，人們舉止動作，都要小心翼翼，誰還有精神去思考創作，誰都知道創作就是思想罪過的來源。每個人都如此想，都如此做。只有少數腦滿肥腸的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日理萬機，領導一切，是有自由的；但他們既非萬事天才，也無那麼多的創造時間，偶爾爲之，也是胡說八道。文化不衰，豈有此理？